内藤湖南（1866—1934），原名内藤虎次郎，近代“中国学”的重要学者，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，日本“国策学科”创始人之一。
众所周知，内藤湖南不仅史学功底深厚，还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、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、中国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领域的研究都颇具见解——诸如“宋代近世说”、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等理论，直到今天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。
再加上他儒学造诣、诗词和书画的鉴赏水平均属上乘。因此，一直有着“中国学泰斗”、“东方学巨匠”的美誉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内藤湖南很早就开始关注外国干涉中国的事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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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列强涉华，提议外援合作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没多久，他在称赞日本军队的同时，也提醒大家要警惕日本扩大军事侵略。后来他在台湾当记者时，极力要求日本本国给当地的殖民地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。
他在1899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，也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表示，清朝有必要接受日本的援助。
1902年，学者服部宇之吉被聘请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主任教授。得知此事后，内藤湖南表达了高度赞赏。
到此为止，内藤湖南认为，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应该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，并不赞成用武力对付中国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始终相信，日本能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。
堀扶桑、狩野直喜、内藤湖南（最右）在上海（1903）
1914年3月，由内藤湖南执笔的《中国论》正式出版发行。他在书中指出，就像义和团事变（1900）时人们在北京、天津看到的那样，西方列强为了维持东亚的和平，有可能会一起管理中国的主要城市。
1915年初，内藤湖南再度指出，当年德国租借山东半岛的时候，外国资本同时流进了这里，带动了当地的发展；后来山东的权益从德国转到日本手里，这个地区的发展还会更快。
他觉得，如果日本把德国之前修的山东铁路继续延长，不仅能给中国带来特别大的好处，还能有力推动当地矿业的发展。
不过，内藤湖南并不认为“中国单靠借外债，就能自己完成这个计划”。原因很简单，自己“非常清楚中国官僚体系的问题”，所以根本不相信，“在这些需要全面改革的领域里，中国人能比外国人做得更有效率”。
毕竟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一直比较混乱，“根本收拾不好”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内藤湖南开始反复强调外国援助的必要性，而且这个主张也越来越强烈。
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，他经常提起赫德（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）、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名字，用他们的例子说明——在中国机构的管理运营上，外国人远比中国官员做得更有效率。
而且，内藤湖南提倡的外国援助，也和其一直以来的想法一致——对中国来说，政治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，已经过去了。
也就是说，要想理顺国内的商业活动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，中国确实需要在国家层面统一规划经济和政治事务。
日文版《中国论》
但是，内藤湖南的心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疑问——要是有些领域外国人做得更出色，那为什么非得让中国人来做这些事呢？
因此，他在1916年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主张，说现在正是中国应该把各种政治机关“向外国人开放”的时候，还列出了两点理由来支撑这个观点。
首先，中国当时的政府不仅已经衰败不堪，还十分腐化堕落，“现在的政治状况，如果一直让本国人来统治，局势不但不会变好，反而会越来越糟，最终走向堕落。”
其次，在这之前，中国人已经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无人能比的成就，达到了世界文明的顶峰，所以他们没必要去做政治这种不“高尚”的事，免得弄脏自己的双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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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世沉浮：重申外援与共管
内藤湖南在1917年秋天发表的文章里指出，因为中国南北之间经常发生军阀战争，导致“那些所谓的中国上流的绅士，为了保命，把家搬到天津、青岛这些地方，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要是有多余的钱，就存到外国银行里；要是遇到打官司的事，他们更相信租界里的外国法官，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法官”等等。
他以这种社会风气为依据，建议中国人在担心自己国家独立之前，首先应该在政治和经济的管理运营上，接受外国人的“训练”。
他还指出，开发中国的天然资源，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离不开的，对中国自己也有好处。不过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中国首先得“向外国人学习自己国家没有的工业技术”。
1918年“中国学会”毕业生践行会，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
内藤湖南觉得，在“中国快要亡国的紧要关头”，居然还在讨论什么“收回利权”“国家存立”之类的话题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。
而且，这些年中国人“一看到朝鲜被日本吞并，就马上类推，觉得日本早晚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中国，结果弄得自己越来越敏感”。
当然，他也认为，“中国人的能力比朝鲜人强多了，所以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，中国人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国家能不能存在”。不过他也觉得，“国家能不能存在，和老百姓过得幸福不幸福，其实没什么关系”。
到了1917年，内藤湖南再次访问了中国。在1918年5月，他在回忆这次旅行时说，中国政府把各个机关委托给外国人管理的时机，越来越成熟了。
不过，他所说的委托外国人，并不是指让外国军队武装占领中国。说到底，“只是中国在进行政治、经济改革的时候，主动接受外国人的指导罢了”。
毕竟，中国“到现在为止，那些政治家搞的所谓改革，虽然经历了好几次，但全都没什么意义”。
100年前的珠江江畔
内藤湖南认为，中国应该平息主要针对日本的排外运动，如果中国商人不再参与抵制外国商品的活动，就会发现，直接和外国商人做生意能赚到很大的利益。
中国商人为了从以前被压迫的状态中重新振作起来，也有必要接受外国的帮助。
到了1919年，五四运动的消息传了过来，内藤湖南看到中国国内高涨的排日运动，心里十分生气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：中国要搞正式的行政改革，还是只能把各个政府机关交给外国人来管理。
在他看来，清朝的贿赂虽然是一种不好的“老规矩”，但这种贿赂里，多少还存在着一种自然形成的秩序。
可辛亥革命之后，这种秩序就乱套了——收贿赂变得毫无节制、毫无约束。贿赂、赌博、抽鸦片这三种坏风气到处蔓延，成了国家快要灭亡的信号。
在中国，尤其是在官场里，这些坏风气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。
他觉得，要是没有外国的援助，这些社会弊病根本没法根除。他还说：“总而言之，中国人的国民性里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缺乏自我约束的心思和向上努力的劲头，依赖性强，而且做事情只想着钻空子、找机会。”
袁世凯与外国公使合影
在1920年正月元旦写的文章里，内藤湖南根据自己1917年秋冬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，谈论了外国人在中国开办教育机构的问题。
据他观察，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这样的外国人，在中国开办了从小学到大学将近一千所学校，大概有70万中国学生在这些学校里接受教育。
可能因为内藤湖南自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，所以特别佩服那些西洋教师——他们不仅懂汉语，还能用汉语教书。
他指出，自从辛亥革命以后，每一届中国政府都在削减教育经费，这让中国的教育受到了很大打击。虽然这些年有很多中国人去日本留学，但其中有些人根本不认真读书，甚至连日语都懒得学。
更过分的是，这些人回国之后，很多还成了主张排日的人。最近十多年里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一些外国教师，确实在中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
但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正是应该提倡外国人（尤其是日本人）在中国各地开办学校，教中国年轻人工业原料相关知识的时候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就能开发自己的天然资源，给外国、特别是发展越来越快的日本工业提供原料了。
所以内藤湖南认为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开办工科、农科类的培训学校，而不是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。
在同年夏天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里，内藤湖南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——“为了中国老百姓好，或许让各个国家一起管理中国，才是最让他们幸福的状态。中国人以后也会慢慢明白这一点的吧！”
一年之后，他用更坚决的语气说出了这个观点。
要是只给中国中央政府补够行政经费的缺口，就好比给拉肚子的病人吃一大堆东西，根本别指望能治好他的病。
因为中国的问题不只是财政破产这么简单，所以外国给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，跟浪费钱财没什么区别。倒不如说，现在正是让外国人来管理，推行全面改革的时候。
晚清时期的赴日中国留学生
除此之外，内藤湖南对当时宜昌地区“组织了中外人士一起成立义勇团、设立中外联合商业会所”这样的做法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因为在他看来，“百数十年前，也就是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期发生的白莲教之乱，就是被义勇团平定的；而长毛贼之乱（太平天国之乱），实际上也是被中外人士一起组织的义勇团镇压下去的”。
简言之，宜昌的这些做法，正是从这些历史教训里学到了经验。
3
定论：力推中国国际共管论
内藤湖南在1921年12月发表的文章里，直截了当地表示：
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，无疑就是中国问题。
各个列强和中国的关系各不相同：对于日本而言，中国是一个过剩人口迁移的地方，也是原料供应地；对于美国而言，中国是可以投资资本的国家；而对英国而言，中国是销售产品的市场。要是有哪个国家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，想独自控制中国，必然会引发战争。
所以，就像海关行政的例子那样，只有把中国放在“国际共同管理”之下，才是“最自然的状态”。
这种“国际共同管理”，不仅能从外部给已经“衰老”的中国注入活力，还能对农民阶级进行“外国式的训练”，进而“要是把税务、裁判、警察这些机构都交给外国人管理，这些机构就能规范、公正地运转起来”。
在内藤湖南看来，对于中国而言，“国际共同管理”不仅是最好的选择，也是最自然的选择。
晚年的内藤湖南
一个月后，内藤湖南以《什么是中国?》为标题，发表了另一篇时事评论。他在文章中说道：
所谓独立国家的真正意思，说到底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切实行使国家主权，对全国进行完整的统治；从国际层面来说，还要能保证自己领土内外国人的生命、财产和事业不受伤害，并且得到有效的保护。
说到这儿，他话锋一转，指向了中国：
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内，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几乎就仅限于北京城里，连城外都管不到。如果有国外势力在中国的某块领土上扶持自己的势力，中国只能被迫忙着维持那块地方的统治权，根本分身乏术。
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，他举了晚清的例子：
在当时，朝廷尽管在满洲（也就是现在的东三省）设置了与关内一样的行政机构，可后来因为沙俄的侵略（日俄战争），几乎彻底失去了那里的领土主权。幸好靠着日本的力量，才勉强收回了一点权利。
不过在这里，内藤湖南却刻意回避了一件事。
当年因为三国干涉还辽，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。要知道，当年三国干涉还辽的时候，内藤湖南还因为日本政府做出归还辽东半岛的决定，强硬指责政府“背叛”了日本国民。
但此时的他却坚定预言，要是没有外国的援助，未来的中国，不管是边疆地区还是关内各地，都没法保护好自己，也没法实行有效的统治。
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，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
在经济领域，中国拥有着珍贵的天然资源，“可要是阻碍这些资源的开发，将会损害世界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”。为了开发这些丰富的资源，中国应该从外国接受“相关的训练和资金支持”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了“世界上的重大问题”。
总的来说，内藤湖南在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文章里，频繁提到了他在19世纪90年代谈论中国时的那些观点。
就拿1920年11月的文章来说，内藤湖南用“使命”一词，来形容日本在对中国实行“国际管理”这件事上能起到的作用——而他在19世纪90年代谈论相关话题时，用的还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“天职”一词。
他再次提到了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，还明确表示，东亚的文化中心现在正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，并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。
比如五胡十六国、元朝、清朝这些时期，中国的北部地区，甚至整个中国都被少数民族统治过——他指出，少数民族的入侵和统治，其实是对中国文化出现的堕落和停滞实施的“猛烈治疗”，起到了给中国文化输入“新鲜血液”的积极作用。
在1922年写的文章里，内藤湖南进一步指出，要改掉中国自古以来税收制度上的老毛病——也就是官员们喜欢“中饱私囊”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依靠列强对中国实行“国际管理”：
单说能纠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爱贪小便宜、私吞财物的本性这一点，中国人就应该好好明白，接受外国人的管教是多么可贵。
1934年4月9日，伪“满洲国”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
通过以上这些论述，内藤湖南提倡建立一种体制——让外国人和中国人分别承担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事务，也就是让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政治和财政，而让中国人专心发展文化和地方社会。
4
尾声
总而言之，结合以上所有论述，内藤湖南坚定地认为——不管中国人是否要求、是否愿意，为了打破中国现在的困境，就算需要动用一些武力，也必须实现由列强共同对中国进行“国际管理”的目标。
由此可见，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，学者的良知往往会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，“丰富的学识”也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。
同时，这也正印证了我经常讲到的那句话——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，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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